那扇铁门，又高又大，咣咣狠砸了半天，才从门洞里探出一个脑袋来。

“么事？”一个看门人，睡眼婆娑的。

我把张元济给的名片递过去，那看门人接过，一楞。

“就说蒋云蒋慕白拜访。”我笑着道。

咣！那看门人看也不看我，关上了门洞，又没声了。

“好大的气势！”虎头有些愤愤不平。

“文化单位，都他娘的有点脾气，忍了吧。”我笑道。

又在黑暗中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那扇铁门中的小门才吱嘎一声打开。

“跟我来吧。”看门人的声音中没有任何的表情，冷漠得很。

我们跟着那看门人，进了大院，兜兜转转，进了一栋建筑。

商务印书馆不大，楼房拥挤，外面看起来很安静，但是里面的每一个方面里却异常的繁忙。也难怪，毕竟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印书馆。

看门人领我们进了一栋红砖老楼，楼不高，三层，典型的英国风格，木楼梯吱嘎吱嘎的像，踩上去我都担心用力过重会坍塌。

到了二楼，看门人敲了敲房门，里面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进来！”

看门人冲我甩了甩头，走开了。

那声音，让我有些诧异，因为根本不是张元济。

微微整理了一下衣衫，进了屋，里面的烟草味熏得我差点窒息。

屋子不大，却坐满了人，沙发上、办公桌前，五六个或是西装或是长衫的人在吞云吐雾，独独不见张元济。

“蒋云是吧，鄙人商务印书馆交际科长谢秉来。”一个个头不高有些秃顶方头大耳的中年人指了指面前的座位：“坐吧。”

语气中，这家伙带着一丝轻视。

谢秉来，这名字我听张元济说过，所谓的交际科长，干的工作基本上和后世公司的营销经理差不多，肯定是个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主儿。

我笑笑，坐下，开始打量其他的几个人，谢秉来一一给我介绍。

“这位是活动影戏部的主任陈春生。”谢秉来指了指一个四十来岁戴着眼镜身着长衫的魁梧男人。这位活动影戏部的头，温文尔雅，皮肤白净，抽烟抽得最凶。

这家伙的底细我了解，原本是基督教会报刊的编辑，喝过两年洋墨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成立后，被张元济挖了过来，但是实际上，并没干多少事。

“幸会，幸会。”陈春生来只是随意对我点了点头就扭过脸和身边的一个人用上海话嘀嘀咕咕去了。

“这位是副主任鲍庆甲。”谢秉来指了指那个和陈春生私聊的人，笑道。

鲍庆甲个头很高，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梳着大背头，叼着一根雪茄，派头十足。

“密斯特蒋，见到你很高兴。”鲍庆甲欠了欠身，说了句英语，根本就没怎么看我。

这家伙，实在考我的英语吧。我笑笑，用英语回了一句。鲍庆甲就不再搭理我了。

“这两位都是摄影师，这位是叶向荣，这位是廖恩寿。”谢秉来又介绍了两个。

“蒋先生，你，你，你好。”叶向荣三十岁左右，有些结巴，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很诚恳，是个老实人。

“侬好。“廖恩寿冲我笑笑，也就不说话了。

这两个人，我也清楚。叶向荣原来留学美国，干过报纸的摄影，后来被张元济挖过来拍电影，实际上并没有系统地学过电影拍摄工作，都是摸索着进行。

至于廖恩寿，原本是商务印书馆照相部的技工，活动影戏部成立之后，偌大的上海根本找不到懂摄影的中国人，张元济就把他安插了进来，毕竟他懂一点照相技术。

实际上，比起前几位，这两个人是实干家，历史上活动影戏部的大部分影片都是出自二人之手。

“至于这位，在上海老有名了。我们的现场指挥任鹏年任先生。”谢秉来介绍到最后一个时，强调了一下。

“秉来兄，过奖了，过奖喽。”那人哈哈大笑。

他就是任鹏年？我呵呵一笑。

任鹏年绝对是这些人当中最富态的一个，圆圆的身体，圆圆的脑袋，偏偏穿着一身长衫，大肚子撑得那长衫随时都可能爆掉，一笑全身的肥肉都在抖。

这厮在早期的电影史上很有名，不过并不是什么美名，而是被后人批判的对象。

任鹏年对电影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但是对中国的传统戏剧，却是彻彻底底的专家，通俗点说，他是骨灰级的票友。

历史上，他在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只干了两件事，一件好事，一件坏事。

1920年，活动影戏部拍摄了两部“古剧片”，这两部古剧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大大的有名，不过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任鹏年，而是因为捣鼓这两部古剧片的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

任鹏年是票友，而电影传入中国后，这行当的主流观点认为电影和戏剧没有任何的不同，只不过是种新的技术手段而已，这一点，从中国电影人把电影叫做“活动影戏”就能够看出来。在那个年代，这种根本就完全忽略电影艺术特性的想法，占据了中国电影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留下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任鹏年是这种理论的拥护者，他就说过，影戏说到底就是戏。也是在这种思想下，他竭力撺掇影戏部拍摄梅兰芳的京剧。20年代，绝对是梅兰芳鼎红的年代，中国人可以不知道总统是谁，但是提起梅兰芳，绝对家喻户晓。

中国电影和京剧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谭鑫培的《定军山》，很受欢迎。京剧在老百姓中有很大的市场，而对于名角，寻常老百姓又无法近距离欣赏，所以这种电影很受老百姓欢迎。任鹏年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凭借着他的关系，顺利和梅兰芳搭上了线，而梅兰芳对电影也十分感兴趣，马上答应了这个要求。

双方郎有情妾有意，一拍即合，1920年，顺利拍摄了《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这两出戏是梅兰芳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京剧水平，完成后公映好评如潮。

不过拍摄过程中，梅兰芳根本就不听任鹏年的摆布，作为京剧大师，任鹏年的那点水平入不了梅兰芳的法眼，而且任鹏年这个人，油滑，奸邪，很为正直的梅兰芳所不齿。

也因为这个原因，这两部电影，梅兰芳完全自己干，自己担任导演，只是摄影师由活动影戏部提供。

平心而论，梅兰芳的京剧水平没的说，但是电影就是电影，不是京剧，拍摄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而此时的中国人还未了解，因此拍摄出来的艺术效果大打折扣，另外一方面，中国电影人在技术上的缺陷在这两部电影中得到了成分的暴露，布景、灯光、摄影经验等等，完全都不及格，甚至在《春香闹学》中还出现了外国地洋房，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尽管粗糙，但不能否认，这两部电影，是早期中国电影的杰出代表。

而任鹏年干的一件坏事，也是最受人批判的，就是他搞出了所谓的“新剧片”。

任鹏年做人机警，能忽悠，在商务印书馆人缘极好，加上能说会道，因此隐隐成为活动影戏部的头脑。几乎在撺掇梅兰芳拍摄古剧片的同时，他也弄了一批新剧片。所谓的新剧片，完全是模仿当时已经没落的文明新戏和西方的那些无聊打闹的东西，演员都是职业的和业余的文明戏班，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类是无聊的滑稽短片，比如《呆婿祝寿》，一类是宣扬封建道德的所谓的“警世“影片，宣传忠孝节义，比如《猛回头》，还有一类则干脆是神怪加武打，比如《车中盗》，完全是抄袭美国的侦探片，以及胡乱改编中国的鬼怪传说。

任鹏年的这批新剧片，不仅违背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把电影搞得乌烟瘴气，饱受批评，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不懂电影，机械地抄袭美国，自以为是，纰漏百出，艺术水平极为低下，内容庸俗恶趣味，给当时方兴未艾的电影界带来了恶劣影响，成为一批毒瘤。

电影人大骂，文学艺术界的人不齿，老百姓也不买账，新剧片拍摄，让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活动影戏部的没落和最终的解体，和他以及这批新剧片，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任鹏年是活动影戏部倒闭的最大的罪魁祸首。

“蒋云是吧？”任鹏年翘着二郎腿，看着我，问了一句让我差点当场发飙的话。

“就是那个家里人给严老九的娘家侄子披麻戴孝当孝子自己如丧家之犬逃命的蒋云？不是听说你打架**是个好手吗？什么时候会拍影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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