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在与洪承畴的奏对时曾经明确的指出：宁锦雄师守的并非是辽东，而是辽西走廊；而毛文龙在辽东半岛建立的几个据点，只是骚扰牵制清军的敌后战场，而不是大明抵挡建虏的进寇的防线，其作用微乎其微。

天启元年辽沈之战，建虏接连攻克沈阳、辽阳，大明在辽西以北的要塞只剩下广宁一处。

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辽东巡抚王化贞消费巨额粮饷组建的六万新军，在与建虏的交战中稍触既溃，而接任的熊廷弼更是采用了简略粗暴的方法，直接带着数十万辽东军民撤进山海关内，将全部辽西走廊上修建的堡垒要塞全部放弃，单从这一点上看，熊廷弼逝世不足惜。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建州八旗尚处于草创阶段，全部建州的实力并不很壮大，努尔哈赤还要带领部下征讨与建州相邻的各个部落，掳掠人口物质，以此扩大权势，既无力也无心盘踞全部辽西走廊，更没有想打进山海关与大明争雄的野心。所以在接连取得对明军的成功后，野猪皮只是下令将辽西走廊上明军修建的堡垒全部拆除，把那些砖石木材分批次搬回了沈阳等地，留下来的那些没来得及撤走的百姓也成了建虏的包衣奴隶，辽西走廊暂时成了真空地带。

广宁之战后毛文龙部对建虏采用了一些小规模的骚扰举动，也在辽东半岛南端建立了几个据点，但这种隔靴搔痒的举动并不足以要挟到建州攻略大明的军事举动，辽西方向的防御仍然是重中之重。

至于蓟镇方向，由于建州还没有实力大举侵占科尔沁、插汉等蒙古部落，这些蒙古人可以暂时作为应对建州进侵的屏障，还不用担心八旗从崇山峻岭中杀到京师。

当时朝中孙承宗和王在晋作为熟悉辽东边事的文臣，曾经提出过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孙承宗主意加强纵深防御，重建辽西走廊；多建防御型的堡垒营寨，然后在营堡中驻扎合适的兵员，有敌时守御，无敌时屯田，营堡之间互相声援，将防线推向更远的处所。

此举与北宋范仲淹经略西北时对西夏采用的策略大体一致，目标就是用钱堆逝世体量极小的建州，一步步的把堡垒建到建虏境内往。但唯一不同的是，大宋当年太有钱了，而大明财政已经逐渐枯竭。

这一方案固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拥护，但细算下来，耗费的钱粮太过惊人，对于本已日渐枯竭的太仓来说实在难以遭遇。

而王在晋主意压缩防御，在山海关外建一重城巩固山海关；假如建虏来袭，双方开战，山海关不开关，关外守军就只能逝世战到底。

这个方案的最大利益是能节俭大笔开支，朝廷的累赘会大大减轻，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建州壮大起来，将战线推到山海关四周，那京师就别想安稳了，守关的将卒怕是要枕戈待旦了。

另外就是，这个方案有画蛇添足之意。

山海关本来就是险关，守护的兵员也十分充分，还要画蛇添足在关门外再修个大城有什么用处？

经过天启与朝臣的商议，最后孙承宗的方案终极胜出，而王在晋则被打发到了南京养老。

孙承宗的方案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重臣及天子的认可，原因不过乎几方面：第一，收复失地占着大义的名分，现在既然没了开疆拓土的文臣武将，那把丢掉的土地收回来该没问题吧？

第二，与建州的战场推得离京师越远，天子和朝臣们就感到越安全，眼不见为净就是这个道理；而王在晋的方案给不了天子足够的安全感。

第三，建州的野猪皮并未趁胜进占辽西走廊，这让朝野高低产生了轻敌的心态，认为建州并不具备和大明掰手段的实力，只要加强防御，建虏一辈子也打不到北京。

至于需要巨额钱粮的问题，那就加征辽饷好了。于是每年六百万两以上的辽饷出身了，成果就是最后大明财政破产而灭国。

综合考量之后，孙承宗的方案更符合朝野各方利益，也更为积极一些，所以胜出也就是必定的；其成果就是在之后的天启七年的丁卯之役中，科尔沁、插汉部、喀尔喀部、辽东半岛的毛文龙部以及朝鲜被皇太极各个击破，建虏取得了完整的战略主动，可以放心的对辽西走廊上的据点实行长时间的围点打援而不用担心后路，这些据点也成为了明军流血不止的伤口。

同时由于蓟镇外围的蒙古屏障被建虏扫清，清兵可以顺利的通过蒙古部落的领地进关劫掠，山海关外的纵深防御已失往了本来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考虑到另外两条通道的复杂性，便捷的辽西走廊还是相当重要的。

只要自锦州以南的这些据点存在，天子及朝臣们心理上总会感到更安全些，而且朝廷已经在辽西方向投进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旦放弃就成了血本无回，要做出放弃的决定也不是那么轻易，并且事后一旦出错，决策者是要承担宏大的政治风险的。

从往年起，朱由检下旨加强了古北口以及喜峰口的防御气力，建虏想从这两处关隘破口已经变得相当艰苦。信任建虏在遣人查探过后，还是会把突破的重点放在辽西。

就算清兵不顾伤亡攻破这两个隘口，雄师强行进进京畿一带，在宣大、蓟镇、京师，甚至是山海关等数路明军的合围下，在后路极有可能被掐断的情况之下，到时候进关的清兵能逃回往几个还不知道呢。

更何况假如选择绕路，那么辽西走廊一线的明军会带来更大的要挟，只要主帅断定正确，趁势派重兵直捣盛京老巢，那结局如何就很难预感了。

所以，绕道蒙古只可劫掠，不可久居，建州若真要逐鹿中原，还需把持辽西走廊。

历史上终明一朝，满清都未曾完整盘踞辽西走廊，更别提攻占山海关了。直到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雄师围困京师，接到崇祯勤王令的吴三桂，无奈之下只得主动放弃自宁远至山海关一带的防线，带兵进关救济京师，最后在未达到京师时便得到天子殉国的噩耗，吴三桂遂率部退防于山海关，直至最后降清后才打开关门放清军进进内地。

朱由检在往年考虑如何对付关宁军的时候，也曾在某些时候想过放弃山海关外的国土，主动压缩防线，重新构建山海关、蓟镇及京城防线。

这样做也是由于他对明军的战斗力持有严重的猜忌态度。

萨尔浒之战已经阐明明军的战斗力远较清军差，后代吹得神乎其神的关宁铁骑也只是龟缩于城内，根本不敢和清兵野战。

渔猎民族出身的八旗兵，加上后来收编的蒙八旗都是以骑兵为主，机动性极强，明军想要在正面对决中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大明的上风在于其把持的土地、资源远较建州丰富，所以朱由检想履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彻底放弃东北，压缩战线的同时，也使得建虏的战线拉长，补给不易。而大明则以京城为钓饵，诱使清兵破口攻打，然后集中大明各路兵将守御京畿周边，以多打少，打游击战、耗费战，每战必以上风兵力消灭小股清军，积小胜为大胜，逐步蚕食满清主力。就算付出将京畿地区打烂的代价，也要把清兵的主力拼掉，彻底损毁建虏的元气，等数年后大明恢复过来，再调集大兵一举收复全部东北。

这个想法有点极端了，随着明军逐步在剿贼的战斗中盘踞上风，朱由检也对官军的战斗力有了新的认识，终极这个想法被他抛在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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