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居正的驿站改革固然偏于刚、强，失于柔、巧，但最少比一心励精图治的崇祯天子好。

历史上的1629年，19岁的崇祯天子也干了一次驿政改革，不过急功近利的崇祯甚至连张居正的耐心还不如，只盼看以一揽子的大刀阔斧改革，吹糠见米的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差别：

张居正的驿政改革固然也强硬，但至少着眼点还是减轻大众的累赘，至于后来节俭了上百万两银子，反倒只是附带的利益。而崇祯身为天子，却只是盯着这驿政改革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因此，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而只是请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可谓舍本逐末、鼠目寸光。

此外就是刚才说过的，崇祯在改革的履行上操之过急，缺乏耐心。他在没有任何前置工作的情况下，一刀切的下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要知道，嘉靖时代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渐渐进行、逐步推动，均耗时数年。而崇祯的改革，却请求各地在几个月内立即完成！

这你还不失败，谁失败？

按照高拱、郭朴他们对张居正的见解，张居正做事都还太急了，那换成比张居正还急了好几倍的崇祯，能不坏事？

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比如煎鸡蛋，你那火太大、太急，蛋确定得糊啊！

试想当年红朝太祖那样的伟人，又拥有无可比较的权威和效率足够高的行政队伍，最后都在一个“急”字上失了手，你大明哪一点都比不了人家，还能不失事？

高务实思来想往，大明驿站之所以成为剥削当地百姓的毒瘤，要害还是在于它有剥削的权利，想要打消这种剥削，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让它失往这种权利。

但这个权利收回固然轻易，可收回之后还能保持驿站的作用就难了。

现在驿站有“剥削”百姓的权利，很多偏僻之地的驿站都难认为继，年久失修都是小问题，规定应当拥有的车、马、驿夫等通通不达标，一旦有事，效率完整无法确保。那么试想一下，它假如还失往了剥削的权利，这驿站设与不设，只怕是根本没有差别了——什么事都做不了啦。

但高务实毕竟是干过基层干部的，他很敏锐的想通了其中的要害问题：大明的驿站实际上相当于后代那些“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算起来倒也是国有，但国家实际上不管你的吃饭问题，反而赐予你某些特权。

换做是谁，也得把这份特权用到极致啊，要不然上哪吃饭？

世无孔子，良心固然是个好东西，可毕竟不能当饭吃，饿逝世不是嗟来之食的人，永远是少数。

很好，这下子总算搞明确问题的根源出在哪了——还是那位太祖天子朱元璋。

没错，这个看似方便实则脑残的方法，就是这位真正打心眼里同情农民的洪武大帝搞出来的。

简直令人智熄。

所以大明的驿站改革，朝廷固然必须收回驿站剥削处所百姓的权利，可是同时也必须累赘起驿站的正常花销来。

那么这一来就涌现了两个大麻烦：

第一个大麻烦是，朝廷现在穷得就差当掉底裤了，迄今为止高拱都还在为嘉靖朝还账，哪有钱累赘驿站的开销？

第二个大麻烦是，朝廷为什么要累赘各级官员出行的用度？哦，你说大家都是天子的臣子，出差当然要天子出钱？没错，可就算要负责，按理说朝廷也只需要负责中枢层面的官员出行才对，凭什么你处所上的官员出行，也要中枢财政负责？你处所上上缴中枢的税款才几个钱啊？朱元璋当年可是把林林总总加在一块的老大一笔税款都留在了处所，根本没有请求你们处所上上缴中枢的！

这个情况要让高务实来类比，就比如他是某南方省份的某市某县某乡镇官员，他现在要往北方某地考核学习，难道他这笔差旅费能直接找财政部报销往？

多大的脸啊朋友！

问题明确了，根源也找到了，现在需要的就是想措施解决了。

咋一看，这是个逝世循环：朝廷需要驿站——朝廷没钱累赘驿站——朝廷给于驿站特权——驿站剥削当地百姓——官员剥削沿途驿站——朝廷还是需要驿站——朝廷持续纵容驿站剥削百姓。

说到底，这其中的根源还是在于一条：朝廷真的需要驿站。

别的不说，光是全国的公文往来，假如没有驿站，就全部都得抓瞎。那也就意味着朝廷的统治力被全面切断了，这还得了？

而且这承担全国公文传递的功效，即便高务实这种穿越者，也不敢乱出主意说成立一个私企来操办——误了军情、急政，哪个私人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别说这私企的“法人”本人了，真要是误了大事，怕不是连十八代祖坟都得让朝廷给刨了，这可不是什么法治社会，鞭尸、刨祖坟什么的，真干得出来。

好吧，驿站既然无可替换，那就只能想措施满足驿站所需的资金。

高务实对于现代财务也不是很懂，但他感到，财务最根本的就是收进和支出，要想朝廷能养活驿站，无非增长收进而减少支出。

增长收进可以从之前驿站“剥削”当地百姓这一点上来想措施，首先弄明确大明眼下的驿站对于当地的剥削毕竟是个什么样的程度，在朝廷把驿站的剥削权收回之后，由朝廷直接从当地收取另一笔税款，单独走账，不能让驿站自己负责，最好也不要让当地官府负责。

当然，既然要减轻当地累赘，这笔税款必定要比之前驿站的剥削来得轻，否则就是做了白工。

可是这又涉及到一个行政效率的问题，假如单独再设一个部分负责此事，就成了机构重叠，即便不是重叠，至少也是机构臃肿，同样是在增长开支。

而减少开支这一项，最要害的则是杜尽经过驿站的各级官员消费和勒索，这也是张居正当年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不过张居正的问题在于，他抓逝世了这笔钱，不让官员拿，所以各级官员对此都很不满。

高务实不是非黑即白的小愤青，不会往说“这钱你们本来就不该拿”这样的空话——人家拿了两百年了，现在你说不该拿他就心悦诚服的不拿了？就算孔夫子亲身来，他们也不会心服的。

所以这笔钱得补回往，但朝廷中枢财政不能往补，否则还是做白工，只能让处所财政往补——譬如各地官员上任，可以改为该官员到任后，由其所任的处所官府报销他的上任差旅费。

当然，这个差旅费必须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不能你说你路上花了多少，我处所财政就给你报多少，得定下规矩，根据你的品级、旅途是非来严格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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